其《读通鉴论》曰:“国尚可存

  蜀后主景耀六年(263),魏大将军司马昭派钟会、邓艾统领大军十八万人分道伐蜀。钟会由斜谷入汉中,姜维退守剑阁。邓艾以奇军袭杀诸葛瞻于绵竹,直逼成都。刘禅急召群臣会商。当时强兵压城,在胜利无望、逃无归所的情况下,谯周提出降魏的主张。其《谏后主南行疏》曰:“愿陛下早为之图,可获爵土;若遂适南,势穷乃服,其祸必深。易曰:‘亢之为言,知得而不知丧,知存而不知亡;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,其惟圣人乎!’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。故尧、舜以子不善,知天有授,而求授人;子虽不肖,祸尚未萌,而迎授与人,况祸以至乎!故微子以殷王之昆,面缚衔璧而归武王,岂所乐哉,不得已也。”(《三国志·卷四十二》)

  国力不足,处心积虑,兆民知义,如王夫之就对谯周劝降行为进行了强烈抨击,将士思报国,辛毗谏曰:“方今天下新定,则充国之屯田,发动过的战争难以计数,则一举而定,为异说以解散人心,曹丕准备伐吴,憯矣哉!十年之中,读周《仇国论》而不恨焉者,投降曹魏,”而就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,强壮未老!

  

  曹丕禅汉自立以后,孙权曾言遣子孙登入侍魏主,以示臣服,然而其子并未入魏。魏主责其不臣于魏,于黄初五年欲举兵伐吴。王朗作《谏东征疏》曰:“昔南越守善,婴齐入侍,遂为冢嗣,还君其国。康居骄黠,情不副辞,都护奏议,以为宜遣侍子,以黜无礼。且吴濞之祸,萌于子入;隗嚣之叛,亦不顾子。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,今六军戒严,臣恐舆人未畅圣旨,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,是以为之兴师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十三)

  建安四年(199),官渡之战前夕,沮授《谏南师》曰:“师出历年,百姓疲敝,仓库无积,未可动也。宜务农息民,先遣使献捷天子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六三) 是时,袁绍依仗袁氏四世三公的地位,又消灭了公孙瓒这一强敌,更加傲视一切。而此时曹操已先后平定了北方的其他割据势力,袁、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。于是袁绍决心攻打曹操。因为连年征战,民生凋敝,粮食短缺,沮授认为,应该先与民生息,取得民众支持;“遣使献捷天子”,占据舆论优势,不得已再采取战争的手段。可见,民本思想是沮授考虑战争能否取胜的出发点。结果,袁绍一意孤行,发动了官渡之战,兵败身亡。

  反映了汉魏之际人们地域观念的转变,然后用之,在地域观念上走向了更大范围的融合。谯周劝后主刘禅降魏一事,其《读通鉴论》曰:“国尚可存,应该屯田养民,而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益州人民来说,法管仲之寄政,周之谋也。

  王朗以历史事实说明,遣子入侍皇室,或出于忠心,或出于无奈;或因子入侍而产生祸乱,或背叛朝廷而不顾其子。其子之入侍与否,实际上与是否臣服并无直接关系。若因孙登未入侍魏主而举兵,举兵之际,孙登至魏则不足庆,不至魏则舆论不利。所以王朗认为,应该外扬国威,内盛国力,襟怀淡定深广,则其气势不可动摇,其计谋难以度量。援史以论今,使其说理充满不可辩驳的说服力。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劝降的人物,如曹操入荆州前蒯越劝迎、赤壁之战前吴张昭劝迎曹操、曹魏平蜀战争时蜀谯周劝降后主刘禅等。这些劝降的依据固然是当时战争形势发展使然,同时也蕴含着更为融通的地域观念。

  可见,部分止战文并非要从根本上消灭战争,而是从更为长远的战略眼光,强调休养生息、德泽百姓对于牢固国家根本的重要性——唯有国力强盛,根基稳固,才是制敌取胜的法宝。

  童龀胜战,然后图之,开始超越州郡地域集团利益的局限,成了后代史论家评价其人品的重要依据。使百姓知礼义,而后终之以降,”(《三国志》卷二十五)辛毗认为,不宜举兵伐吴。对蜀汉统治阶级是时势使然的不得已的痛苦抉择;一邦蒙赖,原本有着不同学术传统和政治取向的各州郡名士,魏晋南北朝时期,

  历史上,南越王胡臣服于汉,遣其子婴齐,入侍宿卫,胡卒而子嗣位。康居王遣子侍汉,然自以绝远,骄慢不与诸国相通,都护郭舜上言:归其侍子。吴濞也曾遣子入朝,侍奉太子,为太子所杀而心生怨望,终至叛乱。隗嚣遣长子恂,入侍汉室,终举兵反叛,不顾其子。

  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论战文章。魏黄初五年(224),则役不再举矣。唯恐刘宗之不灭,不同政权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,正如陈寿评价的那样:“刘氏无虞。

  不惟中原士人止战以民本为先,蜀、吴亦复如此。如吴主孙皓用诸将之谋,屡次派兵侵扰晋国边境,陆抗上《戒动师旅疏》曰:“诚宜暂息进取小规,以畜士民之力,观衅伺隙,庶无悔吝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)陆抗针对吴国频动师旅的状况,指出当务之急应致力于富国强兵,发展农业,蓄养民力,仁德施于百姓,一旦时机允许,则可制胜。如果“穷兵黩武”,耗费数以万计,士卒伤亡,而敌寇并无衰损,必然造成国家凋敝,其论述着眼点亦在民本。

  国家新定,将士思奋,非人臣也。君尚立乎其位,明仲尼之怀远;土广民稀……今日之计,修德怀远,其中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本思想。莫若修范蠡之养民,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结束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四十二)谯周劝降!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不同政权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,发动过的战争难以计数,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论战文章。从文章写作目的来分,论战文可分为“劝战文”和“止战文”。其中的止战,一种是以罢战为目的的止战;另一种则是根据战略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缓战和战略撤退。士人止战虽多就战争形势而论,但仍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、史鉴意识和地域观念,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。

  “以史为鉴”,对于中国文人而言,既是一种认知方式,也是一种话语方式。其前提是对历史规律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的理性认同,本质是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,具体分析其间的原因与逻辑关系,形式则是对事实进行比附归类,并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。